纪晓岚因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流芳百世，总校官陆费墀却被忘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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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古代规划最大的汇编丛书，也是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集成之作。说起《四库全书》，人们最早想起的往往是八斗之才的纪晓岚，即担任全书总纂的纪昀。其实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历经了征书、编纂、誊校、装订等绵长的艰苦进程，凝聚着成百上千人的汗水与才智。出任全书总校、后来更因而而身死家毁的陆费墀（chí），便是其间之一。

20世纪初的杭州西湖文澜阁

纪昀、陆费墀等署名的《四库全书》书影

赞修书自始预事

陆费墀（1731年-1790年），复姓陆费，名墀，字丹叔，号颐斋，浙江桐村夫。他自幼聪敏，涉猎广泛，不只精读传统的经史诸子，并且堪舆、医卜、法术、方技等亦“靡不究晓”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，36岁的陆费墀喜中进士，随后出任翰林院编修，参加内廷典籍编纂。

《四库全书》由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安徽学政朱筠所上“修书”奏折引发。时任东阁大学士刘统勋曾以修书非急需“政要”，意欲阻遏。户部尚书于敏中则以为朱筠主张契合“文治全国之大计”，因而“固争论”。由此在朝臣间引发是否开馆“修书”的刘（统勋）、于（敏中）之辩，两者相持不下。

很或许在此酝酿往还的进程傍边，担任内廷编修的陆费墀就已参加其间，并起到共同效果。乾隆帝后来将陆费墀视为呼应修书的核心人物，以为《四库全书》“发端于于敏中，而承办于陆费墀”，又着重说：“陆费墀然后赞同，是以于敏中奏充武英殿提调，令专办《四库全书》悉数事宜，世人之进退，皆出其手。”

任总校肩挑重担

乾隆帝发动《四库全书》编纂，意在“用昭策府大成，自轶唐宋而更上”，因而希望甚高，对编纂也提出了极高要求。但《全书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体量巨大，修书所用蓝本又来历多样，版别歧异纷歧，传抄之误在所难免。为确保编纂质量，“四库馆”设立了分校、复校、总校、检查等许多流程。出任总校的陆费墀，遂成为统筹校核质量的关键人物。

早在开馆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，馆臣就提出编纂《全书》“有必要折衷画一，应令武英殿提调、翰林陆费墀董司其成”。陆费墀由此承担起总校全书、“酌改字样”的重责。于敏中也屡次着重校勘的重要性，写信重复叮咛：“承办《全书》及《荟要》分校诸公，当请其到署，以此切致之。各宜经意，勿留过错之迹，日后取咎。总祈慎之又慎为嘱，并与丹叔言之。”于敏中所言丹叔，即时任总校陆费墀。所言的《荟要》，则是编纂进程中先行聚集精华的《四库全书荟要》。“四库馆”由此构成“全书处”与“荟要处”两个既彼此联络又相对独立的修书组织。而两者的校核，都由陆费墀负总责。

乾隆帝对《全书》内容较为关怀，对笔迹勘校亦严加督责。他旨令“妥立规章，俾各尽心校录无讹”。因而馆臣关于需呈交“御览”的《荟要》及首套《全书》，自不敢有一点点慢待。其间仅校正一项，就组织有誊写、分校、复校、总校、总裁检查等许多过程，一起“各设功过簿二本”，拟定了具体的奖惩条例。其间规则：誊写每错一字，记过一次；分校未看出誊写之错，一起记过；武英殿检查发现错字，分校、复校等均同与誊写记过。若进呈后由皇帝指出，则各人记过加倍。作为总校，陆费墀除校改誊写、分校、复校各环节丢失的错讹外，还要对全书样式、卷篇、次第等进行把关。乾隆四十年年末裁撤复校，改由分校互校，总校的职责进一步添加。

陆费墀不只以武英殿提调之职掌管蓝本收发，以总校之职统领缮录的校验勘对，还要预估定本誊写时或许呈现的“俗体字”、避忌字、形近字等问题。为此他编写了《辨正浅显文字》一书，分辩似、正讹、正帖通用三篇，具体区分文字的正、通、俗三体。书成后，誊写人员“倚为司南”，成为四库馆中的必备工具书。陆费墀又撰写《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》《经典同文》等作品，“用便检省”，以削减因帝王避忌或字形附近而导致的讹误。可见强化校勘，削减书写错讹，避免将来遭到责罚，是陆费墀一直环绕于心的重大问题。

受赔补身死家毁

陆费墀与于敏中的密切关系，既为其得以从头到尾参加《全书》的编纂供给了关键，也为他终究的人生悲惨剧埋下了伏笔。

四库馆开馆后仅一年，于敏中涉宦官泄密案，逐步失掉乾隆帝的信赖。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年），67岁的于敏中病逝家中。几年后乾隆帝命令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能祠，“以昭儆戒”。此期一直在四库馆全力修书的陆费墀，屡次遭到牵连。

早在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三月，武英殿总裁王杰就以馆存蓝本“缺少”，弹劾陆费墀“处理毫无规章”。乾隆帝称陆费墀“专司提调，前后数年，事出一手”，其不尽职之责不行推脱，一起指斥陆费墀凭借于敏中，“假藉气势”。乾隆帝将陆费墀先行免职，降谕严办，此刻距于敏中逝世不过数月。但通过重复盘查，发现缺少蓝本不过30余种，远不及王杰指控的四五百种。且蓝本缺少首要缘于人员稠浊，“收发不清”，并非陆费墀一人之错。乾隆帝见此将陆费墀官恢复职，令其持续编纂，但以为陆费墀仗势“牟利”的成见，却没有太大改动。

这一危险，在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于敏中牌位被撤出贤能祠后再次迸发。乾隆四十六年末，首部《四库全书》即文渊阁本编纂完结，进呈后取得乾隆帝称誉，随即命令再抄六部，分藏于盛京、承德、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、镇江、杭州等地，以昭“藏书美富、教思无量之盛轨”。《四库全书》卷帙浩繁，誊写人员良莠不齐，但在陆费墀等人催促下，上呈“御览”的《荟要》及文渊阁《全书》定本，校勘质量应该仍是不错的。不过火抄“北三阁”“南三阁”藏本时，“功德圆满”的懈怠心情逐步繁殖，“捷于蒇事”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，因而抄本错讹增多，在所难免。闻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而总结说，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等官修书本，“榜首求速，故不能不草率；第二求无违碍，故不能不有所修改；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，故进呈本以外，讹误遂不行问”，可谓切中要害。这也成为职责追查时总纂、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危险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五月，乾隆帝偶尔在承德避暑山庄翻检文津阁保藏的《四库全书》版别，发现其间“讹误甚多”。他命令复查，设法挖补转换。但随后又发现书中有“未经删削”等更为严峻的过错。乾隆帝大为恼怒，以为“实属草率已极”，谕令对七阁《四库全书》悉数重加校勘、抽改，并命令由原任总裁、总纂、总校各职的纪昀、陆锡熊、陆费墀等人别离担任。陆费墀因修书而致身死家毁的人生噩运，随之来临。

在四库修书的“三大员”傍边，独以陆费墀所受责罚最为严峻。乾隆帝在谕旨中对陆费墀大加呵斥，称其屡邀恩赏，而所编之书“竟舛谬丛生，应删不删，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篇累页。荒诞若此，该员所司何事”。乾隆帝严令其赔办江南三阁全书装潢所需巨款，并再三谕令禁绝当地盐商等帮其处理，以防其反而“藉此又得沾润”。在《题文津阁》诗中乾隆帝更出语刻薄，称“独有费墀牟利重，职镌其计叹非工”，责备陆费墀在馆中“惟以牟利为心”。这显然是巨大的品格侮辱，但陆费墀百口莫辩。不久，乾隆帝又追查陆费墀“经手书本蓝本，告知不清，致有丢失”的旧账，命令将其除名，戴罪处理“南三阁”《四库全书》各事项。

尔后数年间，悲愤交加的陆费墀往来于江浙二省，奔走劳累，终究郁闷逝世。但乾隆帝仍未放心，称陆费墀：“所办三阁书匣等项，及缴出罚银一万两，计其家资已不下三四万。若非早年在四库馆提调任内苞苴馈送，何故有此多资？”他命令籍没陆费墀家产，仅给其后代留银千两作为生活费用，其他悉数罚作“南三阁”办书之用。当地官授命查封，却并未发现陆费墀“贪财牟利”的依据。乾隆帝得讯，有所觉悟。后来他将陆费墀开恢复官，发还家产，又命宣付史馆为其立传，算是直接承认了自己对陆费墀置疑的不实。

事实上，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馆时起，直至乾隆五十五年逝世停止，陆费墀在修书的十多年间，每天自辰时（早晨7:00-9:00）入宫，晚上酉时（下午5:00-7:00）方出，“寒暑未尝稍懈”，成为四库诸臣中“实践任事最力”之人。作为专司修书的“三大员”之一，陆费墀可以说是“成也《四库全书》，罪也《四库全书》”。其后嗣、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，以高祖曾出任《四库全书》总校而引为宗族自豪，称“每阅《四库总目》及吾家家乘，辄心向往之”。陆费墀在《四库全书》编纂进程中做出的共同奉献，理应得到后人更多的称誉与认可。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社科院史志学所）

（原标题：陆费墀与《四库全书》）

来历：北京日报作者郑永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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